黄晨 | 现代世界政治的思潮起源 ——自由主义如何塑造国内与国际秩序

作者简介

黄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

内容提要

世界政治研究试图探索政治思潮、国内秩序与国际秩序之间的因果关系。作为现代世界影响最大的政治思想，自由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演变为思潮并塑造国内外秩序的状况各不相同。17世纪末，古典自由主义为英国确立了小政府和间接统治的帝国模式。18世纪末，自由主义开始在美国和法国的不同社会形态中孕育更多的政体选项，冲击了欧洲的均势体系。20世纪初，新政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竞争为后发国家提供了两套整体性的转型方案，同时将国际秩序塑造为“三个世界”。20世纪末至今，保守自由主义回归，世界政治从三分变成了所谓的自由秩序与非自由秩序的二元对立。综而观之，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两大领域的核心概念均诞生于不同阶段的自由主义思潮中，其未来也将取决于自由主义思潮的走向。

【关键词】：现代世界政治；政治思潮；自由主义；国内秩序与国际秩序

一、引言

作为一个旨在打通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研究方向，“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研究正在得到国内外学者越来越多的重视。然而，目前大部分以“世界政治”为题的论著，要么是对各国发展趋势的描述性研究，要么仍然将世界政治等同于国家间层面的国际政治。而在狭义的国际政治研究中，探索现代世界变迁规律的“大理论”（grand theory）已不再流行，取而代之的是实用性的调和主义（eclecticism）与对中、微观问题的实证检验。因此，虽然我们积累了很多区域国别和中、微观层面的知识，但仍然需要在此基础上不断拓宽学科视野和理论想象力，如此才能理解世界政治变迁的因果规律。

如果将视野拓宽到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历史社会学、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史等交叉学科，我们会发现，很多重要论著虽然并未以“世界政治”为名，但都在为现代国内秩序和国际秩序的变迁提供整体性的因果解释。目前至少有六种竞争性的解释路径：一是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以来大国竞争研究中最流行的“经济-技术”解释，由于经济实力和背后的技术创新是大国崛起的直接基础，因此很多学者用这二者解释世界政治格局的变迁。二是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开创的、被民主化与国家构建研究发扬光大的“阶级-社会结构”解释，认为不同国家内部的社会力量结构影响了国内乃至国际秩序。三是以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为代表、如今已被应用到中西比较中的“战争-竞争”路径，强调不同性质的战争和策略导致了不同的国家和体系。四是因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而知名、但在历史社会学的文化转向中得到深化的“文化-文明”路径，从文化、宗教、意识形态等精神层面理解世界政治的变迁，特别分析了它为什么“不变”。五是由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推动、后在霸权和国际制度研究中得到发展的“国际-体系”路径，重视国际分工体系、国际制度和霸权等外部因素对各国历史的渗透。六是历史社会学的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和国际政治学的英国学派尝试的“综合-互动”路径，将其他学者发现的经济、文化、军事等不同因素加以整合并叙述出一部大历史，方法的严谨程度可能下降了，但解释的完整程度较高。

《世界政治概论》和本文采取的是第七种解释路径，以自由主义等重大政治思潮为自变量，以国内与国际秩序为因变量。如果说摩尔让人们明白了世界政治的“社会起源”，那么笔者试图勾勒的则是世界政治的“思潮起源”。除此之外，本文的方法论与前六种经典路径也有一些关键的不同：我们并不否认经济、文化、军事等自变量的重要影响，只是将思潮作为一个中间变量（intermediate variable），而思潮本身也会起源于经济、文化等其他自变量。换言之，本文要勾勒的“政治思潮-国内秩序-国际秩序”这一因果机制，仅仅是社会科学解释世界政治的漫长因果链上的一段。在20世纪末以来“机制”（mechanism）取代“规律”（law）方法论的大背景下，第七种因果机制应当被看作是对前六种解释的必要补充。而真实的世界政治变迁史则是各种因果机制共同作用的复杂产物，没有任何一种解释能单独揭示世界的规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大理论的探索才能超越20世纪那种简单化的倾向，依靠越来越多的机制组合不断接近真实的历史。

自由主义（liberalism）是现代世界中影响最大的政治思想。一旦政治思想开始影响社会，就会形成政治思潮或者意识形态思潮（ideological trend）。虽然自由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含义不同，不同思想家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不同，不同国家对自由主义的接受程度不同，但总的来看，我们仍然可以归纳出大部分时期思想家和国家共同认可的基本要素。而自由主义不同历史阶段之间的差异，只是在这些要素的具体边界和施行方式上有所变化。这些不变的基本要素是：以自由（liberty）为核心的个人权利（right）是最重要的价值，这构成了其他制度安排的逻辑基础。政治上，为了保护个人自由，必须有一个由人民授权、受法律限制的政府；经济上，为了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必须有一个自由竞争的、程序公正的市场；文化上，在个人思想自由的前提下，宗教、传统和文化偏好必须与政治分离，互不干涉。

虽然作为政治思想或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由来已久，到底以哪位思想家、哪本著作为开端一直存在争论，但作为政治思潮的自由主义则可以发现一个公认的起始点，即1688年的英国，也可以识别出相对清晰的历史发展阶段。接下来，笔者将分别扼要探讨古典自由主义时期、自由主义分化时期、新政自由主义时期、保守自由主义时期等四个历史阶段。而在每一个阶段中，我们将初步看到当时的自由主义思潮、国内政治和国际秩序之间的塑造关系。

二、古典自由主义与英国模式的诞生

前述的历史社会学和政治思想史研究揭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即现代自由主义及其主导的国内外政治秩序都起源于17世纪的英国。但霍布斯（Thomas Hobbes）和洛克（John Locke）的著作并不等于思潮，在17世纪末，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 liberalism）才真正成为影响整个英国政治的主流思潮。那么，从“思想”到“思潮”究竟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

就自由主义本身的内容而言，17世纪末经历了从矛盾到共识的转变。从博丹（Jean Bodin）、格劳秀斯（Hugo Grotius）到霍布斯，这些活跃于光荣革命前一个世纪的思想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过渡性，常常在古今之间、个人与国家之间、自由与专制之间游移不定。但从洛克开始则不同了，他对辉格党而言既是重要成员，又是思想导师。成书于光荣革命前的《政府论》，正式建立了“个人权利-有限政府”的逻辑等式，并将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在洛克之后的一个世纪中，涌现了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大卫·休谟（David Hume）等人。他们虽然分别被称为“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或者“怀疑主义者”，但在政治上的共识远远大于具体思辨上的差异：都将个人的自由和福利视为价值基础；都捍卫英国光荣革命和《权利法案》奠定的立宪君主政府和更自由的市场；他们的关系也比较亲密，或者互相援引。总之，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叶这些革命思想家所呼吁的、保守思想家所捍卫的，都是同一个公约数：古典自由主义。

就传播自由主义的外部条件而言，17世纪末开始拥有成熟的技术和宽松的氛围。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曾告诉我们，印刷技术和出版市场推动了现代民族主义的传播。实际上，印刷和出版的重要影响不仅限于民族主义，它是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所有现代政治思潮形成的必要条件。从上古直至15世纪，经典的政治作品只能通过手抄本来传播。由于手抄本费时又昂贵，传播范围极其有限，导致读者群体仅局限于部分贵族或知识阶层。自从15世纪中叶古登堡（Gutenberg）发明了西方第一台活字印刷机后，传播范围发生了巨变。表1列出了经济史学家估算整理的出版数据，可以看到，16世纪上半叶英国印刷了280.7万册书籍，比整个15世纪所有的手抄书籍数量要多十几倍。而另一个增长点出现在光荣革命时期。首先是逐渐兴起的辉格党革命活动催生了无数的小册子，而在革命后的1694年，议会又废除了《许可证出版法案》。在技术、革命和法规的多重刺激下，英国国内的出版规模从17世纪上半叶的千万级直接攀升到了17世纪下半叶的上亿级。

在这样的背景下，就不难理解17世纪末的洛克与17世纪上半叶的格劳秀斯、霍布斯在政治影响上的区别了。格劳秀斯的大部分著作和霍布斯《利维坦》之前的所有著作都以拉丁语写成，二人的著作也多为语言艰深的大部头，普通商人和公民就算识字也难以理解，因此二人的影响仅限于部分精英。到了洛克时代，不仅英文写作完全取代了拉丁文，“小册子”（pamphlet）更是成了革命和政治活动中最流行的出版物。篇幅简短、文字通俗的《政府论》就是洛克刻意写作的小册子，并且它在英国国内就有1689年、1694年、1698年、1713年等十几个版本，足见其传播范围之广。而据历史学家统计，17世纪末与《政府论》类似的、传播革命和权利理论的小册子至少有百种以上。可以说，光荣革命以后，以洛克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开始成为影响英国政治秩序的主流思潮。

成型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潮如何塑造英国模式的内政？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厘清光荣革命时代的“古典”与后来的现代自由主义有何差距。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并没有像后来的美国、法国一样主张取缔传统君主，而这正是传统与现代思想、革命与保守思想平衡的结果。这种平衡作用在政治制度设计上，造就了以君主立宪制、议会制、两党制和小政府为代表的英国模式。

就国家性质而言，古典自由主义首次建立了一种议会至上、限制最高权力的君主立宪（constitutional monarchy）国家。一方面，革命后的玛丽、威廉和1714年建立的汉诺威王朝都是詹姆士家族的后裔，保证了其传统合法性和凝聚力。另一方面，1689年的《权利法案》将立法、司法、财政、军事等大权均赋予议会，甚至乔治一世只会说德语也几乎没有影响政府运转。虽然当时君主和议员是世袭的，但行政部门已形成了理性化的官僚制。就政体而言，古典自由主义也分化出一种两院制衡的议会制（parliamentary system）和两党竞争的两党制（two-party system）。虽然辉格党和托利党有过武装冲突，但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两党逐渐开始接受对方的长期存在并展开和平竞争。推动这一转变中的关键思潮正是柏克的自由主义政党学说，他不仅与洛克一样是辉格党的理论权威，更重要的是其保守思想也能争取到托利党人的认同。柏克在1770年的演讲中提出，“政党是人们联合组织的团体，旨在根据某种每个成员都统一的特定的原则，通过共同努力促进国家利益”。这被政治学家们公认为现代政党的第一次严格定义，它将“结党”的形象从贬义逆转为褒义。

就政府规模而言，古典自由主义逐渐树立了向社会和市场放权的小政府（small government）模式。在光荣革命确立议会权力的同时，议会也在推进公民的社会权利。从1679年的《人身保护法》到1829年的《天主教解放法案》，政府对公民人身、居住、言论、宗教等各方面的干预越来越少，甚至拘捕重罪犯也要有严格的程序。芬纳（Samuel Finer）评价道：“除了荷兰共和国以外，也许欧洲其他所有国家都无法望其项背。”不过政府在经济上的放权要晚上一个世纪。虽然《国富论》很早就论证出自由贸易的效率比保护主义更高，但直至19世纪初，工厂主和从业者才在斯密和边沁（Jeremy Bentham）的影响下发起了“反谷物法同盟”和众多请愿运动。1846年，议会最终废除《谷物法》，标志着自由市场原则在英国的确立。当然，要想进一步理解这些原则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有多大，还需要将分析的重点转向国际秩序。

我们知道，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既奠定了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一国内政治的基本单元，也开创了现代西方世界第一个国际关系体系。但是，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前后，出现过西班牙、法国、英国等多个殖民帝国，偏居一隅的英国模式为何能脱颖而出并影响到后世呢？这就必须关注古典自由主义给英国国际观带来的转变。

最初的海外殖民和战争是相互促进的，殖民地的财富为战争提供军费，而战争也可以夺取更多的殖民地。然而，一旦战争开销越来越大，殖民地财富不足以覆盖，政治精英就会寻求新的理念。给出解决方案的正是斯密、柏克和休谟等思想巨擘，他们将自由主义思想拓展到了国际秩序中。斯密依旧以理性的计算表明，英国直接统治殖民地是“一无所得，只有损失”。柏克在1774—1777年间的三次著名演讲，不仅提到了贸易的好处，更重要的是站在了政治正当性的高度，认为对美国动武就是破坏英国自由主义本身，允许美国独立反而能建立一个基于共同观念的帝国：“我要让殖民地的人民，总把他们公民权利的观念与您的政府相联结。……他们越多繁衍，您就越多朋友。”

随着观念的转变，英国特色的自由主义帝国开始浮现。对欧洲之外的殖民统治而言，以1783年美国十三州独立为界，英帝国从历史学家所谓的“第一英帝国”（First British Empire）转变成“第二英帝国”（Second British Empire）。虽然第二英帝国的殖民范围延伸到非洲西海岸、澳洲和东南亚，但统治的逻辑已经不同。统治者更关注自由贸易所创造的财富，军队与暴力机关则被集中到了连接英国本土和殖民地的航路上，在节省成本的同时保障贸易帝国的海权。至于殖民地的内部政体，他们则像在美国时一样，只进行自由主义价值上的软性引导，很少直接派遣成体系的行政人员——这些国家最终形成了一个象征性的英联邦世界。这种新型的统治逻辑，我们还将在20世纪的美国那里看到。

对欧洲范围内的近邻国家而言，英国则主导建立一种均势（balance of power）秩序。虽然均势和反霸权思想由来已久，但英国既拥有隔岸观火的地理位置，又形成了自由主义帝国的统治逻辑，故而成为17世纪以后均势秩序的主导者。从玛丽和威廉刚刚继位时的《里斯维克和约》到18世纪初的《乌得勒支和约》，共同特色是遏制法国、西班牙等欧陆大国的合并，同时保护奥地利等被削弱的国家。英国一方面“锄强扶弱”，一方面争取直布罗陀等出海口的控制权，并将这种均势秩序贯彻到了19世纪初击败拿破仑后的维也纳体系。这种英国特色的国际秩序是一体两面的，正如国际关系史家的经典评价：“一个面庞转向大陆，以调整均势天平，另一个面庞对着海洋，以强化它的海洋统治。”

三、自由主义的分化与欧美的回应

自由主义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始于18世纪末的两场革命，终于20世纪初的世界大战。英国虽然给出了古典自由主义及其国内外秩序的最初范型，但政治变迁的玄妙之处就在于，同样的思潮在不同国家会有不同的变化，并塑造出更为不同的政治秩序。1787年以后的美国和1789年以后的法国就是古典自由主义最初也是最重要的两个接受者，自由主义也从此由“古典”走向“现代”，并催生了社会主义（socialism）、保守主义（conservatism）、激进主义（radicalism）等与自由主义相对的重要思潮。这些新的思潮、国内政体和国际秩序此起彼伏，并影响到了20世纪以后的世界。

柏克以后的很多著作都对比过法美思想内容的不同，但笔者关心的是社会意义上思潮的区别。与霍布斯、洛克、休谟等既是政治思想家又是哲学家的英国伟人相比，美国国父们没有人成为哲学家或历史学家，因为他们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了现实政治事务上。这种实用主义的倾向一直影响到后世的美国政治精英，因此托克维尔（Tocqueville）观察到，美国人的思考偏重实践而非理论，喜爱一般观念却不像法国人一样迷信真理。美国自由主义与政治实践的联系也比英国更进一步。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等人均参加了1787年的制宪会议，并在首届政府担任要职。那些暂时不占主流的反联邦党人和未参加会议的精英也没有远离政坛，如梅森（George Mason）等反联邦党人保护公民权利的思想在1791年被批准为第一修正案，而未出席会议的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则当选了第三、四任总统。从联邦与反联邦双方的情况可见，他们的思想都通过代表席位和两党竞争的方式形成某种中和，影响到上层政治。

到了19世纪初，自由主义又迎来了一次影响社会中下层的历史机遇：工业革命。工业化带来的技术和资金极大地提高了教育水平和传播速度，能接受自由主义并参与政治的民众越来越多。甚至在并不发达的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市的一个图书馆里，伏尔泰（Voltaire）、休谟和吉本（Edward Gibbon）的著作就在数年内各自被借阅了百次以上，仅次于一些时尚和新闻杂志。根据美国国家统计局的资料，到1850年，美国中小学的入学率已达47.2%；到1870年，识字率甚至达到了80%。其中，男性和女性在入学率和识字率方面的数据已经比较接近，但黑人以及其他人种较白人大幅落后。图1展示了19世纪下半叶美法两国识字率的高速增长，在新的条件下，政治思潮的现代化、平民化乃至激进化都成为可能。

法国自由主义的具体主张又比美国更为激进和“现代”。自由主义成为集体性思潮的标志就是1751—1780年《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的出版和“百科全书派”的活跃，自伏尔泰以降的几乎所有重要思想家都参与其中。《百科全书》高扬理性和新知，极端反对宗教和传统，在知识基础上便与古典自由主义分道扬镳。而在这些人中，卢梭（Rousseau）又比伏尔泰更系统化，比孟德斯鸠（Montesquieu）更激进乐观。同样是契约论，卢梭与英国前辈相比有很多重要区别：他笔下的“自然状态”是思想史上中最美好的；进而他对人民的“公意”（general will）最有信心；因此代表公意的主权和政府不需要分权制衡；最终他成了直接民主和革命的代言人：“唯有当人民集合起来的时候，主权者才能行动。”1789年大革命到来后，不仅这些观点被写入《人权宣言》中，卢梭也成为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等革命领袖赞扬最甚、援引最多的思想家。

法国启蒙运动与实践的联系，在社会层面更广，在政治层面却一度是先发现代化国家中最受限的，这两个层面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波旁王朝的专制远甚于英美，就像在俄国和清代中国等后发现代化国家中看到的那样，统治者拒绝将新的思想纳入改革议程；另一方面，工业革命前后城市里逐渐兴起的沙龙、咖啡馆和俱乐部风潮，给了自由主义者乃至激进主义者活动的空间。在农村同样如此，社会学家发现，农民识字率越高的地方，就越容易出现恐慌和反抗运动。积蓄已久的社会压力突然在1789年得到释放，越来越多的底层民众加入集会，这才导致随后的政治派系越来越多、越来越激进，甚至孕育了19世纪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

如果以光荣革命时代的古典自由主义为参照系，英国、美国和法国的思潮模式都处于向“现代”演化之中，但三国演化的激进程度不同，可以粗略地区分为保守、改良和革命。两种不同的自由主义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塑造了英国以外政治秩序的经典形态。

法美两国政体最明显的相同点就是拒绝君主，两者共同开创了共和国（republic）或民主共和国制。这一创举对美国非常简单——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过君主——而对法国和其他欧陆国家更为不易，因为大部分国家都经历了君主和专制者的多次复辟。也正因如此，主流政治思想史对法国激进革命的批判态度虽有道理，却也值得反思。正如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强调的，1815年的欧洲仍然是专制主义的，连最温和的自由主义改革也要拒绝，如果没有1815—1848年的几轮革命，共和国就不可能存在。

美国自由主义对国内政治秩序的独特贡献主要有两大发明：政体层面与议会制相对的总统制（presidential system）；国家结构层面与单一制（unitary system）相对的联邦制（federal system）。早在1777年，纽约州就首次让民众直接选举州长；1780年马萨诸塞州州长则第一次有权否决立法。联邦党人正是用这种共同经验说服了警惕集权的反联邦党人，设立了由人民直接选举的总统，为造就一个比英国更强的国家机器奠定了基础。而反联邦党人的影响在于，为联邦权力划定了明确的极限，其余权力归属各州。这一创举让现代政治学的思考拓展到了纵向的国家结构层面，它保证了总统权力虽然强大，也难以成为欧陆王朝那样的专制君主。

与美国相对，法国更激进的自由主义则催生了政党制度层面与两党制相对的多党制（multi-party system），以及政府职能层面与小政府相对的大政府（big government）模式。美国的两党制非常清晰，而法国自由主义的激进化催生了越来越多的掌权党派甚至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失败后又会出现专制复辟。在如此复杂的思潮派系塑造下，1870年建立第三共和国后便出现了四个主要政党。平民革命浪潮催生的巴黎公社则成为大政府模式的鼻祖。公社除了实行立法权与行政权的议行合一外，还尝试了提高工薪、普及教育、赋予妇女权益等多项扩大政府职能的改革。这些改革有的留存在法国，有的影响了同期德国的福利国家，有的则被20世纪初的社会主义政权继承。可以说，截至19世纪末，自由主义思潮的英、美、法三个版本，已为现代国家的各种政体提供了范本。

在现代世界形成前后，欧洲经历过腓力二世、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等三次“称霸-失败-均势”的循环。如果聚焦于思潮与这些均势体系的关联，就会发现，这三次均势体系的主导国家除英国外，都还由保守王权统治着。即便英国也倾向于间接统治，对他国国内秩序比较放任，甚至在1815年扶持波旁王朝复辟。可以说，截至19世纪初，自由主义改革虽然改变了英美，却未动摇整个国际体系。

但各种版本的自由主义思潮一直随着战争、阅读和工业革命慢慢扩散。直至1848年欧洲革命，思潮的不断冲击终于引发了连锁反应，在两个方面瓦解着保守的维也纳体系。首先是现代自由主义对各国君主合法性的冲击，因为在法美两国的示范效应下，共和国也成为革命力量最新的追求。当然，由于各国自由主义传播的程度不同、专制君主的应对经验不同，对旧体系的冲击是不均衡的，西欧和北欧的民主改革明显多于东欧和南欧。而另一项冲击则要广泛、均衡得多，这就是民族主义和独立意识对原有版图的冲击。因为无论是法国、比利时、丹麦等自由主义获得成功的国家，还是像德国、意大利、俄国这样保守势力强大的国家，都在革命的刺激下开始追求独立或统一，甚至谋求区域霸权。正如施罗德（Paul Schroeder）所言，摧毁维也纳体系的很多思潮，既比这一体系古老，又比它有生命力，且延续至今。

当然，思潮的冲击只是构成因果机制的要素之一。即便不同国家的思潮和政体相似，它们由于物质和地理条件不同，对国际秩序的影响也会出现差异。虽然法国、美国、德国和俄国的经济、军事实力相继增长，但这一增长很难超过其幅员和人口所决定的上限：法国、德国甚至英帝国的本土部分都属于“中等强国”。因此，从19世纪中叶的托克维尔到20世纪初的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越来越多的思想家预测到：美国、俄国这两个幅员辽阔、又位居冲突侧翼的“超级大国”将取代欧洲的中等强国。超级大国的兴起，也标志着自由主义思潮真正的世界化。

四、“新政自由主义”与冷战的世界

第三个发展阶段始于20世纪初的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并与冷战一同结束。此时自由主义最大的特色就是“左转”，并与最大对手社会主义展开了各方面的竞争。需要专门指出的是，不少中英文论著将这一新时代的自由主义称为“新自由主义”（neo/new liberalism），但在思想史上，任何一个阶段的自由主义与上一个阶段相比都会被称为“新”。因此，我们需要从不同阶段的不同思想内容出发，做出更严谨的概念区分：“左转”的自由主义更适合被称为“新政自由主义”（New Deal liberalism）；而“右转”的自由主义则适合被称为“保守自由主义”（conservative liberalism）。

自由主义的“左转”当然不是一夕之间完成的，而是早有思想准备。自由主义在欧美盛行一个世纪后，也开始面临经济上贫富分化、政治上大众参与增多等问题。19世纪中叶的密尔（John Mill）已经开始承认一定程度的大政府和集体美德，而霍布豪斯（Leonard Hobhouse）1911年的《自由主义》标志着英国左翼自由主义的正式诞生，它扩充了自由的要求，认为应当有从公民自由到经济自由、国际自由等十数种自由权。同样的转向在美国被称为“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运动，“运动”二字也说明其政治举措比英国更多。从19世纪90年代起，美国各级政府在政治上赋予妇女选举权，在经济上提高穷人福利，甚至在生活方面开始重视环境、管理垃圾。政治学家们认为，美国从此时开始才有了真正的行政国家；大学里的“政治科学”和“公共管理”等实证学科也是此时从近代政治理论中脱胎而出的。代表自由主义右翼的英美尚且如此，受激进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影响的欧陆各国“左转”的积累则更为充分。

而新政自由主义从思想变为世界性思潮，则以著名的1929年经济危机为标志。危机使社会各阶层对现行自由主义失去信任：商人阶层的企业因生产过剩而倒闭；普通工人市民大量失业；政治精英则试图在政策乃至政党格局上求变。当然，正如18—19世纪的思潮分化一样，自由主义在不同国家“左转”的维度和程度依旧不同。美国的思想变化程度似乎是最小的，政治精英的行事风格也最实用主义。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被称为“经纪人总统”，因为他总是在商人和工人之间、两党之间、左右极端言论之间居中协调。与并未打破两党格局的美国相比，英国则由左翼自由主义、渐进的费边社会主义（fabianism）和劳工组织发展出了第三大党工党，坚守关注平等却反对计划的中左信条。而权利与法治思潮方兴未艾的德国和意大利则更不一样。借危机上台的法西斯主义（fascism）领袖在具体手段上更剧烈地“左转”，大行国家干预和群众运动；又在统治基础上大行种族主义，像是“极右”。从美国、英国、中欧再到共产主义的苏联，我们可以看到一幅思潮转变越来越剧烈的世界地图。

紧随其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美苏冷战，则进一步为思潮奠定了势力范围。美国一方面从孤立主义的旁观者变成了战争的主角，另一方面不再梦想将国内的自由主义秩序照搬到国际联盟中，而是做好了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两极对抗的准备。在杜鲁门（Harry Truman）的一次著名演讲中，自由意味着“通过经济和财政的支援”，“帮助自由民族通过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安排自己的命运”。二战塑造的社会动员氛围也让杜鲁门的思想迅速传达至各个阶层，当时的军人、商业、宗教等团体都表态支持援助自由主义国家，认为这是保护自己利益的必要手段。显然，相比放任的英国模式和有限的欧陆革命，新政自由主义志在重塑世界其他区域。

自由主义分四个阶段塑造世界政治，这与民主化研究中常说的四个“波”（wave）非常相似。当然，目前学界对波次的界定尚不统一，而本文倾向于从世界政治的大格局出发，将冷战格局下的现代化统称为“第三波”，将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变迁统称为“第四波”。转向强政府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一道，刺激第三波国家打下了政治现代化的基础。首先，两个阵营都如同竞赛一般地推动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特别是20世纪50—70年代，被麦迪森（Angus Maddison）称为历史上经济表现最好的“黄金时期”。如表2所示，社会主义治下的苏联东欧、受欧美自由主义影响的拉美和阵营更复杂的亚洲，都与西欧一样保持了4.8%以上的GDP增长率，还有历史上最高的人口增长率。经济工业化又创造了教育程度越来越高的公民阶层，正如欧美现代化中看到的一样，经济和教育让现代国家的意识形态传遍各家各户，开启了一个全民卷入政治参与的时代。

在不同思潮的塑造下，第三波国家具体的政治秩序也产生了分化。但与英、美、法那样各项制度逐渐被发明的方式不同，美苏两套成体系的政治思潮给20世纪的国家总结出了两套成体系的政治现代化方案：自由主义政治和全能主义（totalitarianism）政治。自由主义政治以选举民主制和政党竞争制为核心，以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为外部基础，组成一个保护个人自由和发展的国家。南欧、拉美和东南亚的大部分国家都曾是第一波西欧国家的原殖民地或美国的盟友，在独立后自然开始学习原宗主国和美国的自由主义政治。至于各国具体采纳的是总统制还是议会制，直接还是间接地管理市场和企业，均因时因地而异，这被称为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多样性。与之相对，全能主义政治以民主集中制和一党制（single-party system）为核心，以计划经济和单位制社会为外部基础，组成一个更重视团结和平等的国家。东欧、非洲和中国等部分东亚国家大部分是苏联的盟友或者在共产革命帮助下独立，学习的则是全能主义政治。它们内部也有多样性，即便同为共产党执政，控制经济和社会的强度也有所不同。

自由主义和全能主义的重大成就是将政治现代化推广到了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但现代政治本身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两种方案各有其问题面。由于自由主义更主张渐进、政府更小，在拉美和东南亚的某些自由主义思潮尚未深入的国家，一旦突遇经济或社会危机，就容易倒退回传统专制或者战时状态。从1962年到1975年，军人独裁政权从13个暴增至38个，这就是波次研究中所谓的“回潮”。而全能主义的问题刚好相反，在社会主义施行过于激进或者大政府控制过严的国家，更容易出现专制和腐败。因此，在自由主义回潮的冷战中期，社会主义阵营也开始出现对“nomenklatura”（指原苏联享有特权的官员）的不满和抗议运动；在新一波自由主义流行起来的冷战末期，中国和东欧也流行起了我们所熟知的改革开放。

冷战时期的国际秩序分为美国阵营、苏联阵营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这“三个世界”，也是按意识形态亦即政治思潮来划线的。美国宣称自己是“自由的帝国”，而苏联把自己描绘成“正义的帝国”。在军事霸权和意识形态的双重主导下，20世纪形成的国际组织和制度不仅远多于欧美大革命时期，也比之前更为稳定。最重要的政治组织/制度“北约”和“华约”，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经济互助委员会等经济组织/制度，基本都是根据意识形态划分成员的。北约不仅仅是一个军事联盟，公约序言明确指出，它是基于“民主、个人自由和法治的原则而建立”。因此，尽管德国是二战的侵略方，但接受了自由主义政治的联邦德国被北约接纳，民主德国则加入了华约。长期处于军事独裁中的西班牙独立于北约，而在1981年自由民主化后不久便被纳入。

不过，正如国内秩序的多样性一样，国际秩序的两个阵营内部既非铁板一块，也有着管理思维上的差异。在一、二波国家经年累月的自由主义影响下，北约内部形成了国家间政治协商（political consultation）制度。尽管美国掌握领导权，在苏伊士运河危机、古巴导弹危机等重大问题时也和欧洲出现过争端，但成员之间很少爆发军事冲突。相比之下，苏联的全能主义思维极大地影响了华约的内部关系，不仅垄断了核权力等重要议题，还屡次直接出兵镇压东欧国内的抗议和改革。从波匈事件到中苏分裂，不仅为苏联阵营的崩溃埋下种子，也推动中国的身份认同从第二世界转向第三世界。

各国自由主义接受度的差异加上美苏阵营的不稳定，又造成了冷战秩序的另一个特点：发展中国家的中间立场和实用主义外交。完全处于美苏掌控下的区域分别只有西欧、拉美和东欧，而超过世界半数面积和人口的亚非各国情况则更为微妙。这些国家的“不结盟运动”（Non-Aligned Movement）虽然并非北约和华约那种高约束力的组织，但成立之初就宣示民族自决、反对冷战，甚至致信敦促美苏领导人磋商和谈。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使得亚非很多国家在左翼思潮高涨的20世纪60-70年代推行激进革命，视切·格瓦拉（Che Guevara）和毛泽东为第三世界的领袖；又在右翼自由主义反攻的20世纪80—90年代转向美国，推行新一波选举民主化和市场化。20世纪的国际秩序就像国内的自由主义、全能主义和传统主义政治的三分法一样，形成了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三个世界”。

五、保守自由主义与单极霸权时代

自由主义的最后一个阶段始于20世纪末冷战结束，并持续至今。与上一阶段的“左转”形成鲜明对比，冷战后的自由主义则是在“右转”，因此也被称为“新保守主义”（neo conservatism）或者“新右翼”（new right）。虽然美英各国的不同政党分别以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甚至社会主义自称，但与上一个阶段相比，如今这些思潮基本可以被视为自由主义内部的分支。思潮格局的改变，直接导致人们对国内外秩序的认知从“三个世界”变成了“两个世界”。

保守自由主义也是先由思想家进行反叛，再在变革时期逐渐成为主流思潮的。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对计划经济的反思、波普尔（Karl Popper）对全能主义社会的反思和伯林（Isaiah Berlin）对积极自由的反思，都出版于冷战初期。到了20世纪70—80年代，罗尔斯（John Rawls）和诺齐克（Robert Nozick）等分析哲学基础更雄厚的思想家，又围绕自由主义在各个领域的分配原则和干预力度，展开了更细致的“左右之辩”。而上述思考形成政治思潮，是在20世纪末的三个契机下实现的。

第一个契机是经济上的，即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知识界在危机后迅速回头，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以保守思想出名、极少使用数学模型的哈耶克于197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1976年的获奖者又是同为保守自由主义者的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政界转变的标志则是里根（Ronald Reagan）和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在20世纪80年代的连续执政。里根认为新政自由主义是把工作者的所得分配给不工作者，有损于人民的自由。因此其削减政府规模、降低企业税等做法，不仅是经济政策，也是在伸张过去的政治自由。

第二个契机是20世纪80—9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的改革。从全球英文图书的出版数据可以看出，以冷战结束为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相关图书从流行变为低落，而自由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相关图书从低落变为流行。即便是出版的社会主义或者左翼思想论著，基本都是“有抵抗无建构”。为了避免重蹈苏联式集权的覆辙，思想家们转而宣扬零星的抵抗和战斗。在非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流行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等解构性视角，也像是针砭时弊的牛虻，更加远离建构新的政治秩序。而在大众层面，虽然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但它们并不是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站在同一层次上的现代政治方案，因为它们可以和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古代传统等任何一种现有政治方案相结合。可以断言，冷战结束至今的30年内，我们看到的是自由主义对抗各国传统主义和边缘思潮的新二元格局。

第三个契机则是世纪之交的互联网革命。在21世纪的前20年里，互联网逐渐超过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成为大多数人获取生活和政治信息的主要渠道。截至2021年底，北美互联网用户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达93.4%，欧洲为88.4%，占比最低的非洲也有43.1%。互联网对公民政治行为和政治思潮的影响已成显学，简单总结社会科学家们的观察，互联网对自由主义为主的现代思潮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继续将自由主义传播到社会中下层，先发现代化国家的互联网选举和阿拉伯国家的互联网革命都是尽人皆知的证据；另一方面，网络传播与传统的公民教育和现实参与相比，更容易形成只看自己偏爱的观点、对立人群各自扎堆聚集的极化（polarization）现象，传播的知识也比较浅薄。

如上节所述，可以将东欧剧变以后的国内秩序变迁称为第四波政治现代化。在自由主义确立唯一霸权后，指导大多数国家政治改革的模式也从三分法变成了更明确的二分法：完成系统性自由主义改革的被称为民主或自由政体，仍受传统主义、全能主义影响或改革出现倒退的其他国家则被西方国家统称为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或专制（autocratic）政体。

从自由主义的角度看，民主政体最明显的一次增长正是在东欧剧变时期。到2017年，全球民主政体已接近100个，即所有国家的一半，还有四分之一的国家是正在转型的中间政体（anocracies）。在上一波中尝试自由主义改革的拉美、东亚和南亚国家大多已从中间政体成长为民主政体，而时间上最晚、由互联网自由主义催生的中东国家很多连中间政体都还称不上。这些国家“得分”提高的程度，恰好与自由主义思潮流行的先后顺序保持一致。民主化专家还发现，在苏联东欧阵营内部，苏式全能主义思潮影响更小的国家——如波兰，自由民主化所需的公民社会、政党和法治基础更稳固；而苏式全能主义思潮影响更深的国家——如俄罗斯和罗马尼亚——这些基础更薄弱。因此，虽然塑造政治转型的因素无穷无尽，上述观察足以证明政治思潮是最根本的因素之一。

如果说第四波现代化国家尚在接受自由主义的过程中，那么对大部分前三波国家而言，自由主义秩序已趋于稳定。几乎在每个前三波现代化的国家里，都能清晰地发现两个政党联盟和选民基本盘：一个信奉保守自由主义，以商人阶层和本土居民为基本盘，是为“右翼”；一个信奉新政自由主义，以工薪阶层和移民为基本盘，是为“左翼”。议会和行政首长的轮替，在钟摆式地回应两翼的不同需求，实际上是将上一阶段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内化了。当然，将思潮斗争内化的民主政治也有其内在弱点。一旦族群矛盾或者贫富分化过重，这个钟摆很可能向左或向右摆得过于极端，让特朗普这样的人物上台——就是近年欧美政治学界担心的从网络极化到政治极化的转变。

与这些成熟国家的隐患相比，自由主义政治在第四波国家面临的问题更为明显。一个是自由主义思潮深入程度的问题。特别是在那些传统文化或宗教历史悠久的国家，自由主义能在多大程度上取代传统主义？再就是自由主义思潮本身的问题。由于目前的保守自由主义过于强调小政府和大市场，在国家构建相对成熟的地方，自然有驯化专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而放到国家构建之前实行，特别是在几乎没有国家机器的某些亚非地区，则可能加重社会动荡和贫富分化，最终导致自由民主的破灭。

冷战后的国际秩序已有很多名词来加以描绘：美国霸权、“一超多强”、单极（unipolarity）体系、单边主义（unilateralism）和“西方中心主义”（western centrism）。这些名词虽然侧重不同、褒贬不一，但自由主义霸权是其共同内涵。从各个角度看，近三十年的国际秩序都从“三个世界”转变为所谓的自由主义与非自由主义的“两个世界”，思想上的霸权也赋予了前一个世界对后一个世界的优势地位。2022年俄乌战争双方背后的阵营，则是这种两分法的最新体现。

政治上最重要的组织/制度变化自然是北约的转型与东扩。华约解散后，北约提出了新的战略概念：就防御而言，目标从苏东变成了“多方面的”（multi-faceted）和“多方向的”（multi-directional）；就建设而言，要“充分利用全欧洲自由民主发展所提供的前所未有的机遇”。因此，北约不仅在1999年和2004年吸收了10个东欧成员国，还发展了俄罗斯、乌克兰等20个欧洲伙伴国和日本、澳大利亚等9个全球伙伴国。由于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理念见效更快，国际经济关系和组织/制度的发展更为迅猛。不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开始吸收俄罗斯、中国等原第二、第三世界国家，1995年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在短短二十余年里便发展了164个成员经济体，还有25个观察员国待加入。这个数字意味着，几乎全世界所有稳定存续的国家和地区都已经融入了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中。

总体来看，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宏观上再次提升了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和平和繁荣程度，虽然中微观层面的冲突并未断绝。学者统计发现，冷战后每年爆发的武装冲突虽然是冷战期间的1.8倍，但重大冲突占比大幅下降，平均持续时间也下降到了3.8年。这清晰地展现了自由主义主导下冲突微观化、局部化的趋势。2008年第二次金融危机爆发以及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都曾有很多学者和政治家预测自由主义霸权即将瓦解，但事后似乎并非如此。更严谨地说，霸权国本身和背后的思潮是两回事。美国的霸权正在随着中国等“多强”的崛起而削弱，也会有终结之日，但自由主义带来的开放、规则与合作观已内化到大部分国际成员内部。

当然，目前自由主义与美国霸权紧密结合的格局，引发的反弹也比较明显。这不仅是因为保守自由主义在国内可能有政府失灵和贫富分化的风险，更重要的是，自由主义迄今为止仍不是一种国际和国内逻辑贯通的意识形态。21世纪的每个正常国家内部都终结了无政府状态，但国家之间还存在着深刻的差异和无政府状态，这就使得自由主义往往要依靠等级制的“利维坦”而非国内政治那种“平等”和“同意”来统治世界。正如现实主义理论家所讽刺的，“只要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的，自由主义在这个领域中就与现实主义没有区别”。国际和国内秩序的鸿沟给自由主义霸权国制造了永恒的两难：如果强行在发展中世界培植自由主义势力，则可能不尊重该国的权利，甚至引发反弹；如果不主动推广自由主义，又可能放任传统主义或反现代势力扩张。因此，与国内秩序相对明确的发展方向不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能否克服自身矛盾和传统主义、民族主义的多重夹攻，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六、结语

本文扼要分析了自由主义思潮、国内秩序和国际秩序三者的因果关系，也总结了三个领域中主要学术概念的来龙去脉。思潮化是政治思想影响政治实践的必经之途：从17世纪末初次成型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潮，到不同国家形成思潮的不同模式，再到冷战和全球化时代的新型传播方式，自由主义的内涵和影响都经历了深刻的变化，这也是我们拓宽传统思想史视野、描绘知识社会史的重要课题。国内政治秩序是自由主义思潮的直接产物：君主立宪国与民主共和国等不同的国体、议会制与总统制等不同的政体、两党制与多党制等不同的政党制度、单一制与联邦制等不同的国家结构、小政府与大政府等不同的政府规模，都是自由主义思潮与不同社会条件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国际政治秩序则是前面两者扩张形成的整体格局：从英国强调均势和间接统治的古典自由主义秩序，到思想启蒙和政治革命对整个欧洲均势体系的冲击，再到美国和苏联将思潮和秩序推广到东西半球，到最后自由主义霸权成为整个世界学习和反抗的主题，现代国际秩序逐渐从英国走向全球，也反过来成为影响思潮和国内秩序进一步发展的大环境。

在了解历史的基础上，我们也能够对自由主义作为思潮、作为国内秩序和作为国际秩序的前景略作展望。虽然自由主义的思想内涵已多年没有出现重大变化，但作为思潮的自由主义却面临着内部和外部的多重挑战：网络时代的自由主义传播是否能克服极化与浅薄化的弊病，培养成熟理性的公民和政治家，又能否在异质性的多族群社会中成功应对传统主义、民族主义等其他思潮的挑战，这都与自由主义能否继续扮演主流角色息息相关。作为国内秩序的自由主义，已经将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和经济增长等理念写到了所有现代国家的发展议程中。但不同国家如何探索适合自己的不同制度，又如何解决国家构建和贫富分化的顽疾，仍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中之重。作为国际秩序的自由主义一直与不平等的霸权体系相伴相生，这使得国家间的和平、合作总是与冲突、不平等同时出现。而在世界实力格局趋向多元化的未来，能否超越霸权轮替的历史，想象一种国内与国际层面都更加自由平等的秩序，对自由主义和非自由主义世界都是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

文章来源：

《俄罗斯研究》2022年第6期